宜春（供应全国）铁路曲线标制造厂 昌育麒工程

5.7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标桩
1)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标桩适用于铁路线路两侧安全保护区边界的标识。
2)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范围按《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3)标桩分为两种类型。A型标桩采用钢筋混凝土板制作，直接埋入士层中。B型标桩采用钢筋混凝土立柱及标牌制作，埋设于混凝土基础中。
4) A型标桩为基本型，沿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边界每200m左右设置一个，特殊地段可增加或减少设置数量，人烟稀少地区可不设置。
5)B型标桩为辅助型，适用于人员活动频繁地段的道口、桥隧两端、公铁立交桥附近醒目地点民居附近和人身伤害事故多发地段的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边界设置。
6)标桩在铁路线路两侧规定距离设置时，应与线路另一侧标桩相错埋设。
7)标桩地上部分表面均喷涂黄色，并喷涂黑色图案及文字。
5.8铁路线路安全保护标志及警示标志
1）保护标志采用双立柱式，埋设于混凝土基础中。警示标志采用单立柱式，埋设于土层或混凝土基础中。
2）当有条件时，也可以直接左隧道门两侧按通线(2015)8424-49的图示尺寸喷涂隧道警示标志。

二、中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的研发
对于中国高速铁路而言，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而创新的路却崎岖而且永无止境。首先，经过40多年的发展, 高速铁路技术虽日臻完善、成熟，但运营过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高铁依然有发生事故的可能，近十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众多高铁事故都提醒着我们检测故障和保障安全的技术仍需要不断革新[5]；其次，中国高铁的运营开通时间不长，运营体系和技术仍面临着时间的考验，如何较好地整合日、法、德等国的技术并推出自己的理念和一套完整稳定安全的系统，对于中国高铁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难题。
以CTCS （中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为例，早在1965年，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简称通号院）就组建了专门的列控组，从事北京地铁一号线列控系统的研究与设计[6]。1993 年铁道部引进了瑞典ABB 公司的EBICAB-900 型点连式列车超速防护系统；1994 年郑武、京郑线、广深等线路，采用引进UM71/TVM300 系统阶梯式的列车超速防护；2000 年秦沈客运专线对TVM430-SEI 系统进行试验, 为我国自动闭塞和列控系统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7]。
2003年，铁道部参照欧洲列车运行控制系统(ETCS)相关技术, 根据中国高速铁路建设需求制定了《中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TCS)技术规范总则(暂行) 》[8]
, 划分了5个不同的等级以满足不同线路运输需求。其中CTCS-2和CTCS-3级列控系统现已经广泛服务于既有线提速和新建时速250km/h、 350km/h的高速铁路[9]，保障列车行车安全的同时提高了行车密度。
CTCS 列控系统的开发及运用代表着我国铁路信号技术的先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免受个别国外公司的制约。但我国高速铁路发展时间不长，掌握的技术及获得的专利呈现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各类技术标准、设备体系结构级管理体制不规范且更新慢的问题。这些标准、设备、安装工程、管理与养护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恰恰埋下了安全的隐患，而这些问题让中国高铁在2011年“7•23”甬温线特大事故中受到了惨痛的教训。

得到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以及企业工厂的积极配合后，中国铁路人坚持不懈的摸索和自主研发并在1997年进行了时速140km/h的第一次尝试。中国高铁的虽然通过自主研发诞生了像“中华之星”这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车型，但相较于同时期的日本、法国和德国等国家，中国的发展缓慢而落后。
让中国高铁真正走上腾飞之路的是以刘志军为领军的一批铁路人，他们之于中国高铁，就像十河信二与岛秀雄之于日本国铁，大胆而有魄力，能集众人之力重拳出击。当年的日本历经二战重创却最终成为了高速铁路的开创国，期间日本的铁路人吃过的苦不言而喻。虽然凭借着中国铁路人埋头钻研的韧劲和不辞辛苦的意志，中国高铁肯定能在自己独自开发的路上走出辉煌，但时间不等人，迈入21世纪的中国散发着强劲的活力，巨大的运输需求和市场如果不能被自家消化，就会被其他的铁路巨头所瓜分。因此中国抓住这样一个机遇，再加上自主研发和实车试验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大量人才，消化吸收外国成熟的高速铁路技术，中国高铁实现了飞速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