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铁信号系统的显著国产化的研发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3]。同时, 我国也没有可供认证的安全软件开发工具及相应的检测方法, 仅通过功能测试无法避免软件故障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安全通信及安全接口技术也有待提高[8],这也是我国列控系统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我国的高速铁路因为整合吸收了日、法、德等国先进的技术且具备了一定的自主研发能力,拥有世界上最全的的系统技术和极强的集成能力,得以跻身世界高铁强国参与海外高铁博弈,但这次事故也让我们看到仅靠技术的进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配备同样先进的工程实际规范及管理监督体系才能充分保证运营的低风险。因此相关学者建议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平台覆盖系统规范、设计规范、制造和验收规格、安装规范、测试和试运行规格/程序、系统集成和保证、规格/程序和运维过程,将本地化的制造CTCS3设备到所需的RAMS 标准[14],即可靠性(Reliability)、可用性(Availability)、可维修性(Maintainability)和安全性(Safety),同时实现对铁路总公司、各承包商、技术顾问及监管单位的规范监督管理及风险评估[15]。
2003年,铁道部参照欧洲列车运行控制系统(ETCS)相关技术, 根据中国高速铁路建设需求制定了《中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TCS)技术规范总则(暂行) 》[8]
, 划分了5个不同的等级以满足不同线路运输需求。其中CTCS-2和CTCS-3级列控系统现已经广泛服务于既有线提速和新建时速250km/h、 350km/h的高速铁路[9],保障列车行车安全的同时提高了行车密度。
CTCS 列控系统的开发及运用代表着我国铁路信号技术的先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免受个别国外公司的制约。但我国高速铁路发展时间不长,掌握的技术及获得的专利呈现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各类技术标准、设备体系结构级管理体制不规范且更新慢的问题。这些标准、设备、安装工程、管理与养护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恰恰埋下了安全的隐患,而这些问题让中国高铁在2011年“7•23”甬温线特大事故中受到了惨痛的教训。
[10]。中国研制成功并运营着一系列不同型号的列车以适应多变的道路情况和地区气候和地貌[11],可以说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高铁系统,如果中国能在未来逐步解决这个难题,将更大的保证运行的安全平稳,同时进一步加强中国高铁的竞争力。
这次事故也暴露出现有的CTCS 系统仍存在许多技术的整合的漏洞需要修补,一体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列控系统作为一个以安全计算机作为基础平台的安全关键系统[12], 我国目前没有能力为其提供达到SIL4 级或SIL3 级的实时操作系统,主要采用国外厂商提供的硬件平台。其次,中国高铁信号系统的DPL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核心零部件的进口。例如,武广线采用DPL 庞巴迪的互通450 ETCS2信号系统;石太线和秦沉线采用基于法国UM2000数字轨道电路和TVM430的安萨尔多设备;京津线采用西门子“联锁SIMIS-W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