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以及企业工厂的积极配合后,中国铁路人坚持不懈的摸索和自主研发并在1997年进行了时速140km/h的第一次尝试。中国高铁的虽然通过自主研发诞生了像“中华之星”这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车型,但相较于同时期的日本、法国和德国等国家,中国的发展缓慢而落后。
让中国高铁真正走上腾飞之路的是以刘志军为领军的一批铁路人,他们之于中国高铁,就像十河信二与岛秀雄之于日本国铁,大胆而有魄力,能集众人之力重拳出击。当年的日本历经二战重创却最终成为了高速铁路的开创国,期间日本的铁路人吃过的苦不言而喻。虽然凭借着中国铁路人埋头钻研的韧劲和不辞辛苦的意志,中国高铁肯定能在自己独自开发的路上走出辉煌,但时间不等人,迈入21世纪的中国散发着强劲的活力,巨大的运输需求和市场如果不能被自家消化,就会被其他的铁路巨头所瓜分。因此中国抓住这样一个机遇,再加上自主研发和实车试验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大量人才,消化吸收外国成熟的高速铁路技术,中国高铁实现了飞速的突破。
二、中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的研发
对于中国高速铁路而言,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而创新的路却崎岖而且永无止境。首先,经过40多年的发展, 高速铁路技术虽日臻完善、成熟,但运营过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高铁依然有发生事故的可能,近十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众多高铁事故都提醒着我们检测故障和保障安全的技术仍需要不断革新[5];其次,中国高铁的运营开通时间不长,运营体系和技术仍面临着时间的考验,如何较好地整合日、法、德等国的技术并推出自己的理念和一套完整稳定安全的系统,对于中国高铁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难题。
以CTCS (中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为例,早在1965年,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简称通号院)就组建了专门的列控组,从事北京地铁一号线列控系统的研究与设计[6]。1993 年铁道部引进了瑞典ABB 公司的EBICAB-900 型点连式列车超速防护系统;1994 年郑武、京郑线、广深等线路,采用引进UM71/TVM300 系统阶梯式的列车超速防护;2000 年秦沈客运专线对TVM430-SEI 系统进行试验, 为我国自动闭塞和列控系统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7]。
铁路工程建设通用参考图
铁路线路标志
图号:通线(2016)8424
编制单位: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
审批文号:铁总建设[2016]90号
短链
1.当线路里程出现短链时,短链的下一个公里标(或百米标)设置在扣除短链长度后的位置,并标往下一个公里标(或百米标)。
例7: K11000间短链40m,在K218+960m处,设置219公里标。221912;
60m
2.短链最后一个标志与下一个里程标志的距离小于30m时,该标志可不设置。
列8: K0800-01000间短链90m, 在K218+910m处设置219公里标, 在1E1840处可不设百米标,912....110m
(E)既有线复测时,铁路局管界里程-般不应发生变化并保持连续,确需设置断链时,断链须设在管界标所在的里程范围之外(如图9)。218...89a219Ala2a..78a21912...9220铁路局管界
(四)普速铁路断链长度大于100m时,断链前后000m及断链里程范围内须设置百米标。高速铁路可不设置百米标。
在高铁信号系统的显著国产化的研发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3]。同时, 我国也没有可供认证的安全软件开发工具及相应的检测方法, 仅通过功能测试无法避免软件故障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安全通信及安全接口技术也有待提高[8],这也是我国列控系统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我国的高速铁路因为整合吸收了日、法、德等国先进的技术且具备了一定的自主研发能力,拥有世界上最全的的系统技术和极强的集成能力,得以跻身世界高铁强国参与海外高铁博弈,但这次事故也让我们看到仅靠技术的进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配备同样先进的工程实际规范及管理监督体系才能充分保证运营的低风险。因此相关学者建议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平台覆盖系统规范、设计规范、制造和验收规格、安装规范、测试和试运行规格/程序、系统集成和保证、规格/程序和运维过程,将本地化的制造CTCS3设备到所需的RAMS 标准[14],即可靠性(Reliability)、可用性(Availability)、可维修性(Maintainability)和安全性(Safety),同时实现对铁路总公司、各承包商、技术顾问及监管单位的规范监督管理及风险评估[15]。